中国第九次国运：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与克林顿主义/现代中国的十次国运（九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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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次国运：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与克林顿主义

(资料图)

1989年，苏东剧变，波兰、匈牙利、东德、罗马尼亚等国相继爆发颜色革命。

1990年，海湾战争爆发，随后美军对伊拉克发动“信息化战争”。在绝对的力量差距面前，几十万伊拉克装甲部队灰飞烟灭。

1991年，苏联解体，红旗从克里姆林宫缓缓落下。苏联从1979年的巅峰期，到解体，仅隔了12年。

祸不单行的是，出于和平演变的目的，美国加紧对华封锁，投入大量资金试图在我国引爆颜色革命，中美关系进入长达三年的停滞期。面对中国市场，外资陷入犹豫，有些甚至做好了撤离的准备。外贸一度熄火，国民经济受到很大冲击。

海湾战争和苏东剧变给了我国极大震动，前者使我国看到了和美国的巨大差距，后者使我国深刻认识到西方的阴险狡诈。围绕这点，国内掀起了巨大争论，一部分观点认为我们应该学习美国，放松对经济的管制；另一部分观点认为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，我们应该高度重视反和平演变工作。

其中最核心的分歧在于：未来几年乃至几十年中美关系到底能不能搞好？

在经历了漫长的争论后，1992年，南方谈话公布，终结了社会上对姓资姓社的争论，对于市场经济的作用一锤定音。随后，我国推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，引起一波“下海潮”，中国经济腾飞的号角再次吹响，国民经济迎来两位数增长。

在外交上，针对美强中弱的特点，我国专门制定了“韬光养晦”的政策，对美国的挑衅适度克制，致力于发展经济，并等待转机的出现。

克林顿时期中美关系经历了“先低后高”的过程：

1993年，克林顿成为新一任美国总统。最开始的时候，克林顿试图对中国采取“遏制”政策。但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，使美国工商界看到了中国庞大市场的机遇，包括比尔盖茨、巴菲特等顶级富豪均主张与中国缓和关系。华尔街耗费上百亿美金对美国国会进行游说，希望放宽对华投资限制。最终，在美国资本家的敦促下，克林顿的对华政策从“遏制”转向“接触”，中美交流的大门再次打开。

1993年，中美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举行元首会晤，这距上一次元首会晤已经过去了四年。1997年，中国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，双方宣布致力于建立“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”，两国关系进一步升温。1999年，在克林顿等人的推动下，美国同意中国加入WTO，这为后来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奠定基础。

在很长的时间里，中美关系维持“斗而不破”的局面，呈现“政冷经热”的特征，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亚太的稳定与和平。